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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姵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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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
推薦: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
未來尚未命定(The Future Is Unwritten)--The Clash
推薦者評價:★★★★
  自1960年代到1990年代,作者以時間為軸線,從音樂的角度帶出草根運動在歷史上走過的脈絡。
  之所以選擇「搖滾樂」,或許一切起源於1960年代前半的民歌時代--那是二戰後全球極需尋找新出路的時候,鮑伯狄倫與披頭四的反戰歌曲喚醒了青年對戰爭的省思,更引起許多人戰後對未來的徬徨與迷惘的共鳴。除此之外,校園言論自由運動、黑人及婦女等民權運動萌芽,以美國為例,一場場社會革命即不勝枚舉,遑論世界各地。1965年以後,美國介入越戰的動作愈趨明顯,反戰運動因此擴大。此時的美國青年在巨大的社會變動下沉迷於花朵及迷幻藥的烏托邦中,揮舞著愛與和平的旗幟,高喊「做愛不作戰(Make Love, Not War)」,儘管這群「花之子」不曾提出具體的政治主張,在後人看來,亦天真得讓人難以理解,卻無疑挑戰了主流資本主義的體制,成為時代洪流的一根標竿。這些違反保守思想的群聚力量,藉由當時的流行樂,深深結合在大眾文化裡頭,高低起伏的樂曲加上通俗又飽含社會意義的歌詞,植入了亟欲尋找自我定位的人們心中。
  從商業化談到政治影響力,作者不間斷地拋出一個問題:「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書中一步步地鋪陳,我們可以看到英國「紅楔」原始的構想是要成為工黨的壓力團體及其諮詢對象,每一次在各地的演唱會過後,都會散發刊物並與年輕人、工黨議員討論就業或其他社會問題;在1987年的第三次大選,工黨雖然拿了不少年輕選票,終究沒能擊敗保守黨,「紅楔」的活動也自此衰落。多年後,主要發起人之一接受訪問,表示他認為「政客只在乎自己,而不是真心想改變什麼」。「紅楔」淪落為政黨的形象工具,音樂人提出的檢討地下電台與藥物管制等構想更不曾成為工黨的政策,除了參與的音樂人和政治人物同床異夢,流行文化與政治思想的運作方式在本質上就不同也是一大原因。感性浪漫的藝術具有極大的渲染力與傳播速度,轉化成政治或社會組織卻需要以理性彙整,用制度化的角度去推動。火花與實踐的矛盾,在欲以藝術表述思想進而影響社會的革命者心中,一向是不可避免的一大考驗。
  撇開政治層面以外的影響力,1980年代由「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打頭陣的一連串慈善活動,更進一步地讓人不禁思考利用藝人的魅力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實際性。商業市場是一部巨大的機器,靠著錢財權勢將非洲貧窮問題、人權問題、環保問題、南非的種族隔離等議題表面化,甚至說得難聽點,膚淺化,容易使樂迷產生一種買了專輯、捐了錢就解決了一樁麻煩事的錯覺,而不去思考結構性的缺失,抗爭的力量似乎不再存在於街頭,而成了冷氣全開的商店內的刷條碼聲。但是,若說這以滿足媒體為導向的一系列活動毫無意義,又言過其實。巨額募款與藝文活動當然引起了群眾的關注。根據作者所言,聲援曼德拉的演唱會不僅給與南非的草根組織巨大能量,更改變西方主流權勢如BBC原本對「非洲國民議會」為恐怖組織的描述。而在國際特赦組織的巡迴演唱會後,美國分部的志工就增加了二十萬人。看來,在音樂傳播與宣揚理念的過程中,矛盾、被定義、鬥爭等結果的好壞仍難下定論。
  歷經幾十年的嘗試與衝撞,表演者漸漸懂得運用自身的言論自由,然而理應成為思想傳播管道的媒體,慢慢地顯現出它的兩難。舉例來說,在向曼德拉七十歲致敬演唱會上,任何帶有政治意味的言論都被轉播的電視台刪除殆盡,只剩下歌曲表演,對於觀眾深入了解議題上,效果明顯有限。表演者之一的惠妮休士頓,更事先聲明希望是與政治無關的活動,在鎂光燈下的政治參與度固然是個人選擇,然從主辦單位與她簽約的那一刻起,整場活動的意義就與初衷有所出入了。草根階級的崛起是要對抗站在社會頂端的菁英,而慈善演唱會的名人元素又不可缺乏,尤其在三者密切相關而若即若離的情況下,這一弔詭的平衡成為達成理想的一堵高牆,搖搖晃晃地,許多待解決的議題也在八零年代的尾聲逐漸黯淡。商業化的演唱會畢竟是消費性的產物,是一種人為建構而來的社群感,高唱著理想卻淪為空洞的呼籲,與烏茲塔克的嬉皮世代大相逕庭,強調特定的社會議題,卻反失了青年反文化的紮實根基,況且普遍大眾對特定問題的關注往往是在極短的時間內被炒作起來的,自然難以敵過歲月的流逝。
  一個追求理想的善念,竟使得人們世世代代煎熬掙扎,克服這類困境的方法一再被提出。時間前進到1990年代之後,許多音樂人仍鍥而不捨地組織個人與群體的力量,甚至成立反戰組織(如Musicians United To Win Without War),但同時也知道要反對以聯合慈善行動來譁眾取寵,在長期的奮鬥之下,更瞭解到問題的複雜性,這一點從前述的音樂人反戰組織的主導者之一說過的話就可看出來:「我不認為有一首歌可以輕易把是非黑白談清楚,這個議題本身是非常複雜的。」許多人開始體認到一首三分鐘的歌能改變的東西畢竟有限,知名愛爾蘭樂團U2長期呼籲勾消第三世界外債、致力於消除北愛爾蘭的政治衝突、參加綠色和平組織的反核行動等,其作品象徵著搖滾樂的政治良心,主唱波諾更選擇運用自身的影響力成為專業遊說者。波諾在2002年初與微軟老闆比爾蓋茲、美國財政部長歐尼爾同席參與「世界經濟論壇」,其後與比爾蓋茲成立了針對非洲的外債、愛滋病、貿易等問題的行動計劃,並與歐尼爾去了趟非洲。在此之前,歐尼爾不曾將波諾這名音樂人當一回事,甚至認為援助非洲是浪費資源,而波諾在這次考察中,使盡全力說服歐尼爾,過去的經援幫了非洲人民多少,依波諾本人的說法,他的工作就是被利用,重點是能為這些議題帶來多少進展。在他實際獻身於政治活動的其間,他漸漸相信自己在會議室裡和政客的談判,可能比在數萬人的體育館中演唱更有效--無可否認的,決定世界走向的經常是站在高處的那幾個人而已,然而這卻未必是音樂於改變世界的唯一一條路徑。
  舉例來說,Sheryl Crow就曾在各種公開場合偷渡反戰訊息,穿上「戰爭不是解答(WAR IS NOT THE ANSWER)」的T恤、吉他背帶上刻「拒絕戰爭(No War)」等舉動;抑或是英國酷玩樂團經過樂施會的邀請,實地前往海地和多明尼加,認識到全球化的不公平貿易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後,開始宣揚公平貿易的理念、發放傳單、在CD封底打上活動網址,讓歌迷得以了解這項運動。也許隨著資訊發達的程度增加,流行樂在全球的擴張速度與商業市場的運作似乎變得更加牢固了,而這些近年來的音樂人反抗之姿不再如歷史中曾那樣地鮮明且緊密,然若不是這些有志之士名氣與魅力使得人們不得不注意到這些議題,這些警訊也許仍被既得利益者壟斷著。
  搖滾樂終究無法革命--說來消極,這點似乎已為人所公認了。儘管如此,其實所有的媒介如文字、音樂、繪畫、新聞、演講、志願性組織都是一樣的,第一步必定是「認知」,接下來才能進入揣摩「改變」的階段。偶爾會出現「音樂歸音樂,政治歸政治」的聲音,但就我個人看來,這樣的想法實際上略顯荒謬。許多人因腐敗的謊言而不願去正視政治,卻忽略了社會是建立於政治之上的事實。撇開頭不去看待問題,並不代表它不會蔓延燒到你的眼前。任何表述感性的表述思想方式,都是其來有自,透過自己的眼口所出,欲以理性說服他人是最困難的事情,人的思考能力很強,正因如此,有時會出現堅持己見而不認同對方的情形。從這點來說,音樂作為渲染人的意識的工具,力量是可敬的,至於如何深化閱聽者的強度,端看音樂人的表達能力。有時是穿上異議的服裝,有時是在演唱會中高聲疾呼,有時是在舞台之外接觸實際問題,與那些為西裝領帶所奴役的政客交換意見;真理並不存在,改變世界的要求更有千百種,這些努力卻無疑是值得被肯定的。
  貧窮與鬥爭不曾離我們而去,然未來尚未命定,或許它永遠不會--總是會有問題等著人們去解決,但反過來說,向來都會有人站出來發聲--抱持著熱情與勇氣,仍可喚起無數人對所有社會的不公不義的覺醒,從而推向更加具體的行動力。
 
 
2014-12-21 15: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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